邊緣弱勢如何從權力核心搶回話語權？如何在鞏固當權者的官方宣傳下找到表現獨立自主的表現方式？平民百姓的角度在歷史上總要讓路給當權者的鬥爭。歷史（history）向以男性為主導，女性的地位自歷史發展以來已跟男性不對等，女性故事（her-story）並不受到同等的重視。另一邊廂，在中國的主流史觀中，香港幅員細小，對於中國作為國家所發生的大事，自然只佔一小角落。在中國人所讀到的中國歷史上、甚至香港人自己所觸及的中國歷史上，香港所扮演的角色，往往只局限在屈辱性的割讓條約。國家的官方正史強調戰爭與勝利，微小個體的經歷自被忽略，許鞍華的《明月幾時有》卻將這顛覆過來。在牌面上屬於歌頌共黨政府主流意識形態的題材，然而在導演、編劇、剪接以至銀幕主要演出的崗位都由女性擔綱下，女性群體／小城市的故事被放置於國族之上。
要消除主旋律的影響，就要反其道而行，採取與其對立的設計，這概念是《明月幾時有》用作對抗鞏固權力核心工具的有效表達。主旋律講求直線，那《明月幾時有》就走迂迴散碎；主旋律塑造男性英雄，那《明月幾時有》就尋求女性自主；主旋律要歌功頌德，那《明月幾時有》就強調沒有結局的循環。
對抗主流的敘事
《明月幾時有》主線劇情在片首大營救之後就被岔開，戲劇重心散落於不同角色，鏡頭聚焦在不起眼的平常生活──不是和平時期的日常，而是戰爭中平民的掙扎，見於工作、婚事、打扮、食飯等。大營救明明是最有起伏最有故事的情節，竟然就在片名還未亮出就結束；日本人捉大姑娘的情節沒有放大，畫面只見方蘭母女在飯桌的對話，及她們對外邊風浪的不同反應。
《明月幾時有》有宏偉的開局，骨子裏卻依然如《桃姐》、《天水圍的日與夜》，觸及生活中平常微小的部分，甚至剝去核心主角，情節由敵方陣營的女間諜到農村的小女孩，通過不同位置的小人物的碎片組成。間諜（盧巧音飾）逃亡看似是伏線，卻是沒有收回的小支線；小隊的俠義伙伴看似合作無間，轉頭就只剩首領一人，他人命運甚至不曾交代就消散無影。這種離散感並非首次在許鞍華的創作出現，然而其規模卻是前所未見的巨大，「主旋律」化為幾十道和弦，遍地開花。
東江縱隊是抗日史的一小面，電影再將這個小面剪得更碎。此外，電影延續了《黃金時代》的偽紀錄片實驗，以偽裝訪問人物的黑白片段穿插故事，經營間離效果，進一步將觀眾帶離主旋律。觀者先是觀看了大歷史中的微細生活細節，再經說書人打斷敘事節奏，已夠清醒，不易受故事感染，亦警剔電影內容的真實性。如果徐克在《智取威虎山》以口述傳說的表現形式展示了自身對紅色題材的自覺與諷刺，那許鞍華以真身現形銀幕前做訪問，再配合化老妝仍有明星魅力的梁家輝，有力地出入於虛實之上。
對抗性別的形象
主旋律要製造英雄，要煽動情緒，偏偏許鞍華寫的是平凡，沒有強調戲劇高潮，只有淡然的刻劃。《明月幾時有》的雙男主角設計，最終都沒有逞現英雄的位置，淡化了傳奇色彩。劉黑仔頭腦與身手露活，像傳統英雄片的英雄人物，然而最關鍵的救人情節，英雄的戲沒有唱，最後由方蘭為主，決定權去向。觀眾習慣並期待的奮戰再犠牲並沒有發生，動作或爆破大場面終究沒有出現，亮點還是歸於女性身上。犠牲本也應該是重頭戲，然而只得暗場交代，一聲槍響就略過，敘事比重反而落在角色唸詩的才華，也是《明月幾時有》片名的由來，以詩意替代了氾濫的淚水、血腥味和英雄氣慨。
男性的英勇受到克制，女性卻有其自主空間。方蘭在電影開首就拋開了兒女私情，主動拒婚就斬斷情絲，之後再也不提愛情，只有高舉理想。她不只有思想突破，亦迅速訴諸行動來掙脫困於家中的局面；相對的是被動的女性形象，如她正待婚嫁的表姐（唐寧飾）。方蘭媽媽（葉德嫻飾）看似自私保守，阿四（王菀之飾）看似天真可愛，陪酒女孩（春夏飾）看似弱小可憐，也有其自主抉擇，一樣有所抱負與擔當。
《明月幾時有》沒有強調為國家而戰的意圖，裡頭的人物甚至未必對「國家」二字有明確的概念，當中不提中華民國，也沒有共產黨。在「明月幾時有」起頭的詩句中，只有對團圓的期盼，以「家」為先。那人物的家歸於何處呢？全片發生在香港境內，取景也大都集中於香港，片首特寫的是香港地圖，各路線標誌著親切的香港地方名字，最後畫面也歸於現代香港都會景象，足見人物以外，香港其實是《明月幾時有》的真正主角。《明月幾時有》所呈現的香港情懷，未見於鏡頭前捕捉到的地標或地勢，但就流露在一眾香港演員散佈電影各處的蹤跡內。
對抗封閉的結局
傳統的主旋律追求封閉的結局，抗戰勝利就是勝利，不容許存在其他可能性。《明月幾時有》表面上迎合這種方向，因此留有方蘭與劉黑仔的主線，相識開始，告別結束。然而電影沒有正面刻劃勝利與團圓的景象，反而跳躍時空到當下的香港，繼續描寫今日的小人物仍然在生活中打滾。
電影終於「勝利見」的台詞之後，畫面過渡到今日的現代都會，表面上是香港渡過了當年抗日的悲慘一役，就換來了現在的繁榮；但箇中發生過什麼，電影一概略過，沒有描繪抗戰後續，亦當然沒有涉及其後國共內戰到香港主權移交的歷史。每個角色都在說「勝利見」，然而他們都沒有再見，屬於他們的勝利似乎還未出現。中英片名各有妙趣，一問「明月幾時有？」，一答“Our time will come.”──都在說明我們的時代、我們的明月尚未來臨。
《明月幾時有》既捨棄了劇情高潮，更重要是同時拋下一個開放性的結局，不同於起承轉之後必然有合──也就是主旋律想塑造──的敘事結構。同時，影片有意營造首尾呼應，詩與散文在片首與片末各自出現一次。茅盾的散文、李錦榮的吟詩，利用兩種文體「散」與「抒情」的非敘事邏輯，表達一種跨越時代的意境。
將《明月幾時有》的抗爭放置在現今香港社會，呼應意味顯而易見，依舊是抵抗極權，依然要爭取當家作主的自由。片首大營救強調以傘為記，電影台詞自能於當代對號入座，「教育思想灌輸」、「如果每個人都這樣想，就真的等不到勝利」等，還有不要連累隊友的中心思想，統統可有弦外之音。最明顯和雨傘運動相對應的一幕，當數方蘭媽媽要與女兒送別的一瞬，方姨跑下樓梯只為給她一把雨傘，不需言語，心頭自有領會。不止是葉德嫻戲外鮮明的形象可引起聯想，畫面設計與應亮導演雨傘運動短片的《九月二十八日．晴》一式無兩樣，同是兩代之間的互諒互解，同是上一代人對年輕人跑上街頭的致意。
若然命運循環的解讀方向成立，那香港才是《明月幾時有》的主角就無容置疑。此故事非只講方蘭，非只講方蘭媽媽，非只攸關舊時代的小人物，而是在講今天你、今天他／她、今天我。
全文亦刊於映畫手民
To Each His Own Cinem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