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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港恩仇未了情 – 2016香港電影的三首粵語歌

在香港步向主權移交的二十年間,不論於日常生活的空間、文化領域都無可避免要面對中國大陸的衝撃,中港愈靠近卻愈疏離的現象自會投射在反映社會現實的本地電影創作。當香港觀眾普遍存在對於內地元素滲透的恐懼與排斥,作為港片也不能只停留在逃避的「離地」階段,如同大多數合拍大片將賣點轉到電腦特技之上,又或高舉地道低俗笑料作為本土情懷代表。喜見近來有更多作品具正面應對中港困境的勇氣,到2016年三部電影分別對三種中港關係的取向,並同時以八十年代的廣東金曲寄意。

九七前夕對大陸是未知的不安,時至今日已是親身體驗。銀河映像常與九七大限的主題扣連,然而在九七前後所引起坊間迴響的銀河出品,都不是明確地表明對內地人或內地政府的不信任,而是通過處境代入的暗示或寓言 – 如《暗花》將舞台置於澳門,無形之手由始至終不可見,讓觀眾自行對號入座; 《一個字頭的誕生》流露香港命運不定,不知何處走的迷惘。最直接講到內地人偷去港人身份的《恐怖雞》卻在當時備受忽略,現在回看才見其預言威力。即使來到現在的環境,杜琪峯主導之作仍是暗喻為主,《黑社會》系列以黑幫鬥爭觸及內地干預香港選舉算最為敏感,及後《毒戰》回應《非常突然》繼續警匪角力的格局,同是2016年的最新出品《三人行》亦只有以虛構的封閉空間引起解讀聯想,故事始終置身我們所處的真實之外。

沿此脈絡可見《樹大招風》如何繼承銀河路線,卻又鮮明地表現其新方向 – 沒有忌諱,直視矛盾,直說其話。這不代表《樹大招風》只得直線的劇情而沒有給予想像,反而是因為其坦白呈現,加強了電影的現實面向,讓中港之間的問題放置於影像與情節上。基於三大賊王的新聞事件作為藍本,《樹大招風》的編導嘗試刻劃人物的真實,必然要捕捉當時的時代背景與氣氛,及圍繞其處境所需要憂慮與面對的難題,而這些正正離不開九七回歸,及在其時港人與內地人的相處。葉國歡面臨北上營商的行賄關卡,又為「大陸喱」稱號而按捺不住憤怒; 季正雄鄙視大陸小卒,又有周邊人「九七後飯都不給你吃」的憂慮; 卓子強於香港的無敵威風,到內地卻束手就擒。故事情節穿梭中港,緊扣於兩地人的關係。

於是最後播放回歸片段後出現的《讓一切隨風》,理所當然地與港人當下心理連結,將歌詞中吹走幻夢的北風設想成現在對本地人生活的威脅。有說香港的時間都是借回來,打從南京條約之後才出現的一個意外存在 – 其繁華興盛仿如一場長夢,終歸要回歸成空。九七之後,本就標誌著香港的完結,通過賊王們的命運定格在畫面之內。《樹大招風》內裏投射的是港人的不甘憤概,也是港人的唏噓無奈,亦盡在《讓一切隨風》一曲之中。同時因著《讓一切隨風》為一首老歌,當年在聽的樂迷於今天風雨飄搖的社會再聽,對照當時的開放與進步,或倍添一份不復返的傷愁懷舊。

《樹大招風》對於中國內地的描寫,見港人對其厭惡的一面,惡其貪腐,惡其強權,彷彿容納了近年社會的不滿聲音,因此引起香港觀眾的代入共鳴。反觀《幸運是我》的出現,就如主旋律般強調共融。不是維穩的虛偽,而是真誠求理解的好意。從內地來港的阿旭一開始火爆又頹廢,性格惹人討厭,只是電影其後揭示其身世,就有了讓觀眾有同理心的作用,以致遇上芬姨與找到新工作後,逐漸被感化,也被接納。問題是阿旭的人物設定,既是來自廣州,說著一口流利廣東話,語言與文化隔膜減到最低,自然容易融入香港社會而不覺違和,何況陳家樂演出的阿旭,即使有將來自廣州的小動作或語氣帶進戲劇中,由於太低調也太自然,性格的衝動或日無賴或與香港年輕人無從區分。

阿旭似等同香港人,反而女社工小月才是真正外來的人。《幸運是我》刻意著墨小月的離去,她的告別正是點題作《幸運是我》歌聲響起的段落,可見這段港漂故事線的重要性並不遜於阿旭與芬姨。然而這社工角色除了與阿旭的緣份牽引之外,個人的背景沒有交代,就削弱了互相了解、從而互信、互愛的訊息。

《幸運是我》的翻唱原意也應是良善,從葉德嫻的一代,傳承到現在的年輕世代。歌詞的陽光勵志,是八十年代盛行的產物,感恩遇見好人好事的幸運,正如片中每個陌生人的相逢。編導似在相信人與人之間這樣純粹真誠的關係可以在今日的香港出現,亦可能將香港社會普遍的冷漠或不信任改變,如同《五個小孩的校長》所用的《喝采》與《友誼萬歲》,都是香港樂壇在八十年代專屬的正能量方向,亦同樣希望在今天依樣複製,即使社會再複雜,人心卻可保持簡單。

港樂的土壤似乎再沒有孕育到這種曲式,抱著一腔熱誠,寄願將來或感激現狀。即使是同一首歌,林欣彤所唱出的,已非昔日葉德嫻的堅定氣慨,《幸運是我》也就保留了窩心的溫暖,對未來的憧憬卻是忐忑的。電影最後一幕的留白很有力量,芬姨在畫阿旭的樣子,她隨時都可能會忘記,他的愛可能之後會消失,但至少這一刻兩人的感情是確實的。

《世間始終你好》跟《幸運是我》同樣生於1983年,都是TVB電視台的歌曲,見證當時港劇的輝煌。周星馳既是出身於大台,到現在合拍大片似也未忘初衷,《美人魚》所締造的繁體字世界、鄭少秋肖像的使用 (既是大俠代表,也是昔日香港文化記號 – TVB) 、美人魚群在海邊島嶼居住,都在在提示著香港的語言、文化與歷史。劉軒與珊珊在食桌上高歌《世間始終你好》的「真愛比天高」,跟《食神》的「情與義值千金」遙距呼應,都是愛情的起始,也是純真正義的呼喚。

周星馳對於內地的定位,在乎觀眾怎樣看劉軒。如果男主角是作者的自況,那劉軒周旋於美人魚(香港)與大財團(內地)之間,正是投奔內地的港人寫照。看若蘭看不起珊珊的低賤,也不理解劉軒對珊珊的用情,而要趕盡殺絕,就見同化本土的野心。而人魚族的反抗,就如同對中港融合的抗拒,而要得到自由,就必須游出去。當然《美人魚》並不鼓吹交戰,而是希望劉軒與珊珊可以締結良緣,還是以愛為大,跟《幸運是我》的感化同出一轍,但多了一重殘忍現象的觀察。

不過劉軒若是北上港人,那最後劉軒、珊珊的結合實不為中港融合,而只是港人的團結,而《美人魚》結局的曖昧處理更有一可能性為,一切只是幻夢,美人魚 – 半人半魚 (本土) 可能從未存在,而只為傳說。要大財團倒戈去真心保護環境,就跟倚賴商賈去與本地市民連成一線,有利益不賺盡,或只是一種天真。

《樹大招風》帶出目前港人對「北風」所感,《幸運是我》則嘗試以相遇便是緣份去解開兩地人心結,《美人魚》圖以真愛去化解階級對立、族群矛盾,三部電影,三首經典廣東歌,為當下中港恩仇寫進2016的港片史。

原文刊於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叢書《香港電影 2016》

延伸分享:
2016 我的年度電影總結 – 港片之選
2015年度港片選曲 – 願將一腔熱誠給你,差一點我們也會飛 (《五個小孩的校長》、《哪一天我們會飛》)

幸運是我 Happiness

happiness

「人生難得,轉身千百回,生命裡的相知相遇,皆是因緣所生,冥冥之中自有安排,絕非偶然。」

他叫阿旭,她叫芬姨。本來兩個人的生命軌跡互不交集,生活的色彩黯淡無光,直至在街頭偶爾遇上。他失去了母親,她希望有個兒子,他們竟有如前生的親人,在今生意外相逢,共同渡過他人生的最低處,她人生的最終點。前因何故,後果如何,故事不作深究,留下空白,任君想像。

不同的處境,不同的關係,但人的相處,在日常點滴積累而成的情感,並不會變。從片名到題材,從角色設定到拍攝風格,《幸運是我》都似有意對應葉德嫻主演的《桃姐》 [註: 《幸運是我》同名歌曲原唱者為葉德嫻]。兩部電影同樣生活化,同樣淡淡然,同樣略過最戲劇化的情節,但省卻的原因不一 – 《桃姐》強調喜樂與感恩,因此悲傷之時不及歡樂之時,要讓人記著美好; 《幸運是我》卻留下懸念,到底這兩個人是否可堅守到底? 創作者有其信念,但現實生活可會如此理想? 於是樂觀與悲觀的方向在《幸運是我》都成立,既沒有犠牲寫實,亦不需刺破希望。

《桃姐》與《幸運是我》同樣有種命運主宰的論調,不過前者的宗教色彩更強烈,有上天看顧的恩典見證,後者則並非凡事向好,留下遺憾,留下傷痕,是活著的見證。《桃姐》的死亡氣息與永生寄託,並不在《幸運是我》之中。阿旭與芬姨還是有生命力有火花的,於是芬姨被問及死期時的處理是從容的,沒有半點沉重,即使是亞視象徵著她的生命在倒數,也似是其頑強生命力的掙扎多於垂死。

當然兩部作品的最大分別在於年齡與社會階層,《桃姐》中的少爺是成熟穩重的,有自己的事業與地位,反觀《幸運是我》的阿旭年輕躁動,沒有穩定的工作與收入,更草根,就更貼地,然而亦更難受到主流認可 (如沒有人看的亞視),因為阿旭是「廢青」,他身邊的都是受社會遺忘遺棄的一群人。若然新聞要報導阿旭與芬姨的事,也許會被標籤成陳振聰接近富婆那一類的故事?

《幸運是我》亦承繼了《桃姐》的質樸簡約,重視生活感而非劇力。阿旭與芬姨的你一言我一句,何其自然真摯,儼如真正的母子。他走得快,她跟隨其後,他偶爾在前方回看,見她仍在身後就覺安心。她看著他熟睡的樣子,他看著她牢記的眼神,多麼專注,多麼溫柔。他怎樣投射從前母親的影子在她身上,她又怎樣從他身上看到從未有過的兒子。他對她如何不耐煩,她又對他如何固執閉塞,一緩,一急,就見《幸運是我》捕捉兩代人溝通與交流的真實感覺。

《幸運是我》寶貴在於流露善意的同時,為戲中人物提供豐富的解讀空間。阿旭起初的幫忙,是出於好心,還是機心? 阿旭對於芬姨的照顧,有沒有現實的顧慮? 鋪墊在前的是他怎樣對待前女友,就讓後來的一場遺囑戲,更見曖昧。若然要一個年輕人無條件地照顧一個老年患病的陌生人,這作品就註定只能成為童話,除非有真人真事改編的光環 (參照《五個小孩的校長》)。遺囑的段落既為全片骨幹帶來說服力,又更突顯兩位主角內心的百感交集 – 於阿旭既可以是功利的意圖,也由此衍生罪疚,以致感激,是不好意思,但也欣然接受; 於芬姨當然是出自對阿旭的疼愛,也是感激其陪伴,卻可以是讓他留在自己身邊的計算。

只不過各有自私又如何?  人與人之間的情感也許就不能諸般計較。同樣人性化的處理不止於阿旭與芬姨,還有阿旭在車房的好友 (發仔) 與其女友,縱使口中只顧自己,卻其實有彼此分享與分擔。當發仔得悉芬姨有事,也第一時間勸告阿旭抽身,是出於對好友的關心,卻同樣是對他人不幸的漠視。這種對社會人心的觀察,最能在麥家琪那個家庭體現,她愛護兒子,保護自身家庭而排斥有可能對其不利的人,實乃人之常情。當《幸運是我》主題曲響起時,穿插著不同人物安樂於現在境況的笑容,以社工的獨白道出命題 – 際遇如何要看緣份,不過無論如何都是一種幸運。有父母愛惜下長大的幸運,也有飄泊無根後找到所依的幸運。

然而電影企圖延伸主題到新移民的角度,或也想兼顧其他邊緣人物的刻劃,就有點失焦與失真。廚師角色縱有更生背景的暗示,卻因張繼聰過份誇張的演出而無法被認真看待,是在電視劇《老表你好嘢》系列中移植過來,這套喜劇模式在《陀地驅魔人》中或能奏效,畢竟那仍帶有張家輝式喜劇影子,在《幸運是我》就與其他人物格格不入 – 電影製作人似乎仍然迷信在不同戲種加入笑位可以迎合市場需求。

阿旭的角色跟一般香港人無異,沒有從內地來港的設定其實更合理,畢竟他的市井相當地道,沒有任何身份認同危機可言,他是在港出生而後來隨母親回廣州嗎? 電影中沒有交代,也許本亦不需強調,偏偏《幸運是我》同樣有另一內地角色,設計卻流於功能性。她對男友的愛情、對社工一行的熱忱,對內地的情感都沒有任何著墨,浪費了這個角色的發揮空間。她的自白卻竟成為《幸運是我》的重點戲份,無法掀起情感的漣漪。她與阿旭來自同一個地方,最後一個可以留下植根,一個卻無奈遠去,這對照是基於什麼? 刻意安排的邂逅亦削弱了可信性,亦無文本上的意義 – 本來緣份這主題已經相當深刻,在於母子情,而非男女關係。

若《幸運是我》只著力經營阿旭與芬姨的一段感情,將是一部細緻動人的精品。再老套的劇情鋪排,都因著台前幕後的信心與決心,別有一份感染力 – 故人之子尋親的失落,老年人懷舊在空舞台唱歌,已是粵語片的典型套路,卻在本片得到重生。有賴羅耀輝設身處地的對白編寫,更有賴兩位主要演員的神情、語氣與形態表達 – 這是陳家樂與惠英紅的共同代表作。

有關陳家樂的演出,詳見 01 博評 – 《幸運是我》年度港片的耀眼新星 – 陳家樂。

延伸分享:
桃姐 (A Simple Life) – 喜樂人生 結伴同行
桃姐 (A Simple Life) – 有愛, 就有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