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Trial 審判 (Orson Welles, 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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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son Welles 跟卡夫卡有什麼共通之處? 大概他們多數的作品都是未完成的階段。前者在拍過 《Citizen Kane》(大國民) 後執導的電影都粗暴干預,作品的面貌都不是其原來視野; 後者的作品大部分只是手稿,經後人整理才出版,觀眾與讀者看他們的作品,卻都不是他們的原意,只是 Orson Welles 創作生涯的大半部分都在與電影公司代表的商業體制搏鬥,卡夫卡的戰場卻是內在的,自我精神的掙扎。這也許說明了 Orson Welles 對卡夫卡小說的興趣,同時得見他改編《審判》的另一個角度。

卡夫卡的名字以 K 字為首,可以想像他以自己為主角的藍本,K 並不在那套制度之內,他企圖進入,去理解並想去掌握內裏運行之道,到最後都不得要領,如同卡夫卡在創作過程中去摸索進入制度的一道門,卻始終寫不到結局,尋不著入口。這個制度在故事內是法律,實可延伸至所有建制,而到小說的高潮,K 遇到了教士,從宗教權威口中得知了那個門與守衛的寓言,因而來自上帝 (造物主) 的真道是最後出現,亦是最神秘,最遙不可及的制度; Orson Welles 大筆一揮,將這一個寓言改到了電影的開場,他作為導演,亦成為了這部電影的創造者 (上帝)。他不以 K 的主角位置自居,而是以律師的身份登場,是制度內的一員,或許正是寓言內的守門者。律師甚至取代了教士去重演寓言,進一步說明了 Orson Welles 作為電影內的地位,神一樣的存在,這除了是自大,也是自嘲 – 律師看似有無上權力,其實只是為更高高在上的無形權力服務。

由此卡夫卡在書中詳細討論關於寓言的啟示,就有了另一層趣味。是想進門的人慘,還是守在門口的人慘? 守候在門外的,其實才是門後的主人; 守在門口的,原來只是為這人而存在,進門的人畢竟有其自由意志去決定期待,守門的人卻只能忠於他的使命,無原由的待在門口一輩子。Orson Welles 把自己代入了守衛 (律師) 的位置,就減輕了原著對宗教的比喻,突顯了自己作為被體制操控的工具,完成他在片首所說的,對建制的控訴。Orson Welles 自己演反派來反諷是其慣常手法,早在首作《Citizen Kane》(大國民) 演傳媒大亨來影射,到《Touch of Evil》(歷劫奇花) 中的探員,都是貫徹如一。

電影中僅剩的宗教線索,在於律師把其法律書籍說成聖經 (bible),故事的莫名指控,由始至終不知罪名的設定,如同原罪論,人人生來都不是無辜,K 嘗試通過律法得救贖,卻是一道又一道重門,窮一生都不能達成,那新約的信望愛救贖呢? 只是《審判》內也不見得有耶穌基督的大愛犠牲。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罪與罰》尚且有女孩真愛作最後希望,《審判》中本應是心上人的鄰居卻在一開始就離開了 K,之後遇上的每一個女性,每一段艷遇,都不能為他帶來無罪的判決了。卡夫卡與 Orson Welles 對於 K 面對女性的態度,也有不同的描繪,在小說中 K 就如花花公子般來者不拒,電影中 K 則顯得更多猜疑和恐懼,不論是文字或影像的版本,與女人一起的罪惡感總是不缺。巧合的當然是,卡夫卡在寫《審判》前曾經悔婚,Orson Welles 在拍攝《審判》時還是已婚,卻與 Oja Kodar 發生了感情,作品內外的結合,亦由此延伸出另一個解讀 – 這一場「審判」或者是來自婚姻外的情慾關係。

《審判》是一場夢魘,因此場景的轉換都有如夢境一般,超現實而荒謬地呈現,幾近無所不在的壓逼,是個人尊嚴/自由與國家機器/法制的對抗。這個世界猶如沒有私隱,到處都是監視的眼睛,銀行內的空間都是開放,沒有房門間隔,家中亦只有一道門隔開兩個住所,極低的樓底加強了侵略與壓逼性。蔽體的衣服自是自尊/身分的象徵,因此脫去外套是放下某種身份的代表,更不用說祼體在法院等待的被告們、或是櫃門後被鞭打的警衛了。 Orson Welles 的一向拍攝手法,不規則的構圖角度,誇張的表情在近鏡中更突出,仰角的運用來表達權力階級的分別,既具懸疑性亦有喜劇感,也就延續 Orson Welles 作品既可作正經戲劇,卻更具有荒謬喜劇一面的風格。電影亦更新了卡夫卡所看不到的時代視野,銀行內掌權的已不再是經理,因此商業競爭的情節來到電影版本已所剩無幾,取而代之,在樓上 (在上位) 的並沒有人,而是一排排的電腦了。這樣的設計更貼近原著想表達的,冰冷的無形之手,欠缺人性與情感的機械性官僚體制。

關於結局的處理,也是《審判》小說與電影的最大分別了,只是這個分野並不是突如其來,而是在情節推進的過程中一早已有鋪墊。原著的 K 甫亮相就為自己的社會地位 (銀行經理) 感到自信,卻在被控告的過程中,愈來愈感覺到局面不再受自己控制,到最後只能像流浪狗一般屈服死去,是失去個體尊嚴的絕望終局。Orson Welles 將其逆轉,一開始時的 K 是迷惘緊張的,他被捕時沒有心理準備而害怕,卻在尋找無罪之法的途中,得到了反抗的力量,即使最後都被處之死刑,卻採取了主動權來要行刑者開槍。同樣身亡,一個是屈身地洞,一個是煙霧升天,兩種不同的意境,就見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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